编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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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李果 成都报道

  编者按

  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将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这将是继京津冀协同发展、粤港澳大湾区之后的第三个国家战略。这三大地区的城市群发展程度也处在全国前三位,成为带动中国区域发展的三大增长极。

  在此之后,谁将成为第四大城市群、第四增长极?无论是去年11月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意见》,还是今年4月发改委发布的《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都将成渝城市群的发展放在仅次于京津冀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及粤港澳大湾区之后的位置。后者尤其强调了要将成渝城市群培育形成新的重要增长极。

  成渝城市群发展现状如何,能否堪当大任?在成渝双核发展强劲的同时,城市群中间地带的塌陷现象值得注意,如果对成渝城市群内部尚无法形成较强的辐射带动作用,如何成为带动西部地区发展的增长极?

  兄弟同心其利断金,成渝这对兄弟城市之间,是时候认真研究如何让合作大于竞争了。(李博)

  导读

  成渝城市群能否成为继京津冀、长三角和粤港澳之后中国区域增长的“第四极”,如何推动成渝之间中小城市的发展至关重要,即将这些城市由“中部塌陷”变为“中部崛起”。

  5月10日,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从多个渠道获悉,重庆市党政代表团将赴四川进行考察。

  这是继一年前四川省党政代表团赴渝考察后,重庆官方的一次“回访”,据悉川渝双方将就今后一段时期推动成渝城市群发展进行更深层次的洽谈。

  自2016年4月12日《成渝城市群发展规划》印发实施以来,成渝城市群的经济总量已从规划发布之初的3.76 万亿元,增长到2018年的5.75万亿元,显示出了较高的增长动力。

  4月8日,国家发改委发布《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称,扎实开展成渝城市群发展规划实施情况跟踪评估,研究提出支持成渝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政策举措,培育形成新的重要增长极。这被认为是成渝城市群将获得国家层面更多政策支持的信号。

  成渝城市群的具体范围包括重庆市的渝中、万州、黔江等27个区,以及四川省的成都、自贡、泸州、德阳、绵阳等15个市,总面积18.5万平方公里。

  但是,随着成都、重庆经济总量的不断壮大,位于这两大城市中间的大量中小城市,却因发展不足而出现了“中部塌陷”的状况。

  成渝城市群能否成为继京津冀、长三角和粤港澳之后中国区域增长的“第四极”,如何推动成渝之间中小城市的发展至关重要,即由“中部塌陷”变为“中部崛起”。

  “中部塌陷”拖累成渝城市群

  一系列数据表明,成渝城市群的竞争力,处于西部所有城市群的引领地位。

  首先从经济总量观察,四川、重庆的GDP总量占西部12省(市、区)的33.46%,处于绝对领先位置,同时重庆和成都在2018年全国城市经济的排名中列第5和第8位。

  就进出口总量看,2018年成都和重庆合计进出口总额达到10205亿元,占全国进出口总值4%以上,在中西部地区排名第一。

  以中国500强企业的分布排名看,2018年四川和重庆列全国的第8和第9位,西部前两位,同处西部的云南、陕西仅列全国的第15位和20位。

  不过,在成都和重庆快速发展之时,位于成渝城市群中间的大量中小城市,却长期面临着“中部塌陷”的问题。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统计发现,重庆纳入成渝城市群的29个区县GDP,呈现从主城9区到渝西城市由东向西逐渐递减的趋势。四川方面情况相似,由成都市区到资阳、遂宁、内江等川东城市由西向东呈现逐渐递减的趋势,成渝城市群的“中部塌陷”的情况非常明显。

  成都和重庆主城九区的GDP在2018年已经达到了1.5万亿元和8200亿元,而处于成渝城市群中间地带的德阳、绵阳、遂宁、广安、大足、合川、潼南,其中GDP最高地区刚刚突破2000亿元,上述城市GDP合计仅8596亿元。

  重庆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研究所副所长彭劲松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成渝城市群的“中部塌陷”问题,是一定历史进程中的产物。西部大开发的前二十年,成都、重庆两座城市需要集中精力推动城市经济发展,确保处于中国城市竞争的有利地位,以获得更多发展机遇。

  “这导致成渝城市群的资源扩散效应小于极化效应,资源多集中于两座核心城市,造成中间地区的发展存在较为明显的梯度差。”彭劲松说。

  若成渝城市群仅依靠成都、重庆两地支撑,则难以在更大范围内获得竞争优势。

  以2017年全国城市群的GDP排名为例,成渝城市群GDP总量在全国十大城市群中排第七,分别相当于长三角城市群的30.8%、珠三角城市群的62.5%、长江中游城市群的63.1%、京津冀城市群的68%。同时,成渝城市群的单位平方公里产出,在全国十大城市群中次于长三角、珠三角、哈长、京津冀城市群排在第五位。

  在城市快轨人均拥用量方面,成渝城市群区域内常住人口人均城市快轨里程3.38公里/百万人,分别只相当于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的42.6%、39.1%、40.8%。

  而与其他国家级城市群对比,成渝城市群目前只有成都、重庆两个特大城市,其余城市的经济体量与之差距过大,且未形成协同发展的机制。重庆市的荣昌区与四川省的内江市、泸州市三地,相邻不到百公里,但均将装备制造、生物医药等作为主导产业,同质化现象明显,在招商引资、资源配置等方面形成恶性竞争。

  相比之下,长三角城市群有南京、杭州、合肥、宁波等GDP万亿或近万亿的城市;京津冀城市群有北京、天津“双城”和通州、雄安“两翼”;粤港澳大湾区则包括了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等“世界级”城市。

  成渝合作多还是竞争多

  5月10日,重庆市党政代表团将赴四川进行考察。

  2018年6月,四川省党政代表团赴渝考察,并签署《深化川渝合作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行动计划》和12个专项合作协议后。在此次重庆官方“回访”期间,川渝双方将洽谈今后一段时期推动成渝城市群发展进行更深层次的布局。

  在最近的一年时间内,不仅川渝两地的政府部门召开了合作会议,包括国家发改委、各民主党派也派出调研组,对目前成渝合作的问题进行对接和研究。

  2019年5月9日,重庆市委书记陈敏尔前往大足区调研时称,要充分发挥区位优势,立足成渝城市群重要节点,既积极融入重庆主城、又主动对接成都,加强与周边市县在基础设施、生态环保、产业发展、扩大开放等方面合作,为推进成渝城市群一体化发展作出新贡献。

  5月6日,四川广安市党政代表团赴重庆两江新区考察学习,双方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在推进产业协同互动、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加强干部互派训练等6个方面加强合作。

  对于此次合作,重庆市两江新区党工委书记段成刚表示,“此前两江新区和四川的市州还未有过如此深度的合作。”

  重庆理工大学MBA中心主任邱冬阳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称,成渝之间,合作大还是竞争大,取决于产能释放的情况。

  “就一个成渝地区而言,双方肯定是竞争更大,而放在全国或是‘一带一路’的维度,则成渝的合作大于竞争。”

  邱冬阳认为,目前西部内陆地区已变为对外开放的新高地,因此成渝两地应该把目光放得更广阔一些,形成合力做大优势产业,争取获得更多的世界订单。

  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区域经济室主任陈耀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未来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动力,已经从单一城市推动上升为城市群的推动。就西部而言,在西部大开发进入第三个十年的当口,其内部也需要一个城市群来引领发展。

  陈耀认为,目前国家正进行新一轮的城市群的规划布局,从过去的经验看,东部沿海地区的京津冀、粤港澳、长三角都有了明显的发展和进步。

  “成渝城市群处于西部,如果从国家对于城市群的规划布局次序而言,下一轮的布局中,成渝城市群有望获得重点考虑。”陈耀表示。

  作为重庆市对接成渝城市群的“桥头堡”,荣昌区委书记曹清尧在多个场合提出了进一步加强成渝两地合作的建议。其中的关键一条是,建议积极争取成立国家级高规格的领导小组,建立协同高效的“成渝城市群一体化”联席会议制度,定期召集国家有关部委细化实化工作方案,出台推进措施,明确完成时限,加大督查考核。

  重庆市经信委副主任刘忠则从三个方面提出了建议。第一方面,对于有竞争的产业,如电子信息产业,双方应进行有序整合,并联合进行更高层次的开发,将成渝优势产业上升为西部优势产业。第二方面,对于重庆优势产业,如汽车摩托车制造业,应该加速该产业链向四川延伸,以求相关产业资源的合作共享。第三方面,针对未来先进产业,如航空航天、工业机器人等,双方则应该共同培育,而非关起门来各自发展,恶性竞争。

  “左右逢源”解决中部塌陷

  如何改变成渝城市群的“中部塌陷”现状?“左右逢源”是关键举措。

  所谓“左右逢源”,是指城市群中部城市可利用成都和重庆两极的优势发展本地经济。但阻碍也显而易见,其中基础设施条件落后是关键。

  四川省广安市高滩新区与重庆市一桥之隔,但由此去往重庆两江新区却无高速公路直达,物流货车需要绕回广安市邻水县后再上高速,对于企业来说时间成本和物流成本都因此增加了。

  目前,川渝合作示范区广安片区2019年度合作计划对外公布。在广安片区的合作计划中,第一条内容为“积极推动广安全面对接重庆市国土空间规划,将广安纳入重庆大都市圈协调发展研究范围,帮助指导广安开展《渝广城市一体化发展规划》编制工作”。

  盘古智库创始人易鹏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在新一轮西部大开发的背景下,成渝城市群的发展情况最为关键,其发展质量的高低,决定了西部下一个阶段发展的走向。

  “成渝城市群不仅要解决‘中部塌陷’的老问题,也要进一步提升城市群的辐射能力,如以成渝城市群的发展,去辐射带动云南、贵州等周边省市的经济发展。”易鹏称。

  易鹏建议,成都和重庆应该实现资源要素更有效的转化和流动,在物流、创新、金融等方面发挥首位城市的杠杆作用,不仅向城市群内部的其他城市辐射,也应该推动西部更多城市的发展。

  在此方面,重庆市荣昌区率先开展了多层次的合作探索,以为更大范围内的成渝合作铺路。

  2018年,荣昌突破了区县合作界限,与内江市签订战略合作协议。2019年,在此基础上,荣昌又加强了与泸州市、永川区联系,形成“内泸荣永”协同发展格局,由此签署的《深化川渝合作推动内泸荣永协同发展战略合作协议》,目前也已经纳入2019年川渝合作重点专项工作。

  “荣昌希望在成渝两大中心城市之间发挥桥梁纽带作用。”重庆市荣昌区区委书记曹清尧表示。

  重庆市荣昌区、四川省泸州市和内江市将谋划成为成渝地区新的增长极,依托川渝毗邻地区的泸州航运港口、内江铁路枢纽、荣昌国际货运枢纽机场等基础优势,打造以荣昌、泸州、内江国际物流“金三角”。

  九三学社中央经济委员会专家牛铮超此前曾到成渝两地进行了一周的专题调研。他认为,在肯定成渝城市群的发展已经处于西部领先位置的同时,也需要重视城市群“中部塌陷”的现实问题。

  牛铮超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成渝城市群的发展,从培育增长极的时期过渡到了解决城市群内部发展不平衡和不充分的问题。特别是成渝城市群的圈层结构不合理,两个万亿级城市中间,是大量GDP在1000亿-2000亿元级别的城市,尚未形成有梯次的发展。

  牛铮超建议,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比如通过转移中心城市的部分功能,推动周边城市的产业发展。此外,建议效仿国家对口帮扶的方式,让成都或重庆经济强的区,对口帮扶经济较弱的中间城市,用行政和市场两个手段促进发展,实现中部的崛起,实现成渝城市群的中部支撑。

  邱冬阳认为,目前成渝城市群的“中部塌陷”问题,难以在短期内通过行政的手段去解决,应该给予足够的时间,以市场化的手段去弥补中间的洼地。“政府就做好政府该做的事情,其他方面应该交还给市场,让资源配置去决定城市的发展。”

  在西部大开发进入第三个“十年”,即将迎来新的机遇期的背景下,彭劲松认为,成都和重庆两个区域的“首位增长极”,无论是经济、人口或是基础设施建设,已经达到了较高和较成熟的层面,因此城市群中部塌陷会在今后得到更好的解决。改变原来资源和发展的流动方向,打破中部地区资源被虹吸到发展更好的地区的现象。

  “成渝是双核发展,又分属于不同的区域,造成了竞争的动力大于合作的动力。”彭劲松认为,必须通过国家层面的调整和引导,推动两地从相互竞争到合作的变化,在重点领域和重点产业的竞争中,国家还要做好裁判和引导工作。(编辑:李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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